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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付镕豪
      每每凝望书架,看到余华的《活着》,都会心生敬意,不仅是因为书本身写得好,还因为那是书架里唯一没有读完的书。
      那年我六年级,《活着》是班主任要求读的,那几年《活着》很火,为了应付小升初,班主任甚至还预测语文作文与《活着》有关。当然了,我与《活着》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
      我第一次翻开《活着》是在医院里,此前它已经在家里“沉睡”很久,当我拿到书的那一刻,看着黑黑的封面,便再也不想看到它,毕竟那时候的我,对美的理解绝对不是黑色。
      两年前,我查出了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遵医嘱住院。那是与霍金的渐冻人症同属一个谱系的高致残性疾病,它就像白蚁一样慢慢蚕食我的身体,直到死去。起初我还蛮乐观的,小孩子什么也不懂,医生叫打针就打针,最多是疼点,哭累了也就不疼了,我还常常用“天妒英才”这四个字来麻痹自己,我走上了一个极端,在得知自己有病而且还无药可医,只能受尽病痛折磨等死的时候,我变了,我开始仗着自己“有病”,“绝症”的标签“祈求”人们的同情和怜悯。我觉得世界应该围着我转,因为我是病人,我是弱势群体,你们都应该让着我。
      到现在为止我住了不下百次医院,每次一个月的住院疗程我都会带上几本书,不看也没心思看,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。这次,我重新翻开了《活着》。
      “哟!孩子,看《活着》啊,能看懂吗?”旁边病床孩子的妈妈问我。她们刚来,上一个是婴儿,脑瘫,孩子五六岁的样子,走路姿势很奇怪,一瘸一瘸,说话也不利索。
      “嗯。”我没心地回了她。那是我刚开始看《活着》,为前面冗长的叙述情节而苦恼,我甚至怀疑就这水平还能在国际上获奖?还翻拍成电影?这是有多么可笑。
       阿姨很健谈,问了我很多,可我没怎么理她。为了表达我对她的抵触,每次她找我聊天的时候,我都会假装看书,也是为了回应她一开始对我的“怀疑”而做出的行为。“看得懂吗?”四个字深深挑战着我的逆反心理。就这样,慢慢我看进去了。
      现在回想起来,在医院这种每天面对生离死别的地方,《活着》似乎是他们的缩影,他们在面对亲人离去时候的痛苦,不就是福贵所经历的痛苦吗?
       阿姨的孩子走了,听说是肺部大出血。孩子比我小,是先天疾病,注定只能活到那么大。那天下午阿姨很平静,不像以前那样对我有说有笑,她只是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,还有她女儿的东西。她的女儿给我的印象很随和,很喜欢笑。没有人会相信她是一个将死的人,一个出生就被判了死刑的人。
       阿姨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孩子,没有谁对不起你,命运是公平的,看看《活着》吧!里面会教给你很多。”
       我至今都忘不了阿姨拿着行李走出病房的背影。一个注定死亡的生命还有活下去的意义吗?阿姨来的时候是两个人,有说有笑,其实她们内心都知道,或许这次之后今生缘就绝了,但是她们依然选择活下去,哪怕只有一秒,因为人生而活着,活着,就是希望。
       我强忍着悲痛看《活着》,情节很沉重,在看到福贵和老马望着天空这一段时我合上了书,我不敢触碰结局。人生的最后只剩下一只老马陪伴着他,这样的人生就如同《活着》的封面,充满黑暗。
      “你好!请问病床消毒了吗?我能进来吗?”一个男孩站在门外探着头问。
        我似乎在男孩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,自信得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,只是他对人很谦卑有礼,哪怕自己是病人。
        我的治疗结束了。临走的时候我把《活着》送给了男孩。从那以后,我不再自暴自弃,不再怨天尤人,因为至少我还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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